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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已经完成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

2020-02-14 09:58栏目:名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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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爆发了横扫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已不复曾经的骁勇。在此背景之下,清廷不得不利用地方团练武装进行抵御,湘军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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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和北方捻军起义的连番打击,清朝已经出现政局严重不稳的迹象,而此时掌控湘军的曾国藩备受清廷质疑,麾下亦有不少人曾或明或暗的示意他起兵倾覆满清,但却被其所回绝。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曾国藩手握重兵却最终自行裁军转身成为一个政治官僚呢?其实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曾国藩自身进行分析。

康熙朝已经完成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

纵观清朝十二位皇帝,功绩最为突出的当属康熙帝和雍正帝。虽然在这两任皇帝在位期间创下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并且因大肆推动文字狱造成了清朝思想界和文学界万马齐喑的灰暗景象。但同样也是促进民族文化大融合、继承中华文明最优秀内涵的时期。清朝延续了此前中原王朝注重科举选拔官员的礼制,严格遵守和学习四书五经以及其他经典。康熙皇帝更亲自主持编纂了权威性极强的汉字典籍,即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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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期,朝廷在任用官吏和选贤举能方面,已经能够基本做到一视同仁。满人如若贪赃枉法,同样会严惩不贷。明朝中后期嘉靖朝,桂萼曾提出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并被张居正推广全国。然而该税法既量地又计丁的方法,使得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吃亏而让兼并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占了便宜。康熙时期,玉米、红薯等明朝后期引进的高产作物已经开始普及,因此朝廷做出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规定,通过将丁税额度固定下来的方式,大大减轻了百姓身上的负担。从康熙朝开始,中原民众对清朝统治的认可度急剧提高。

清朝自康熙朝大力推行文治开始,对思想学术的控制同样严苛起来。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剧,清朝的官僚大多从小沉浸在孝臣忠君的思想熏陶之下。在这种制度的管束之下的曾国藩,其本身就是清朝政治举措安排的胜出者,天然会有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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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和左宗棠所奉行的陆王心学不同,曾国藩更为推崇程朱理学。心学更为注重经世致用,正所谓求真理以立功业。而程朱理学则对自我修身更为看重,很重视存天理以灭人欲。故而相较于左宗棠对建功立业的积极追求,曾国藩筹建湘军和开展洋务更多的属于一种被动的修身行为,主观能动性并不强烈。

湘勇得以维持的运行逻辑

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性格,曾国藩的野心并不大。然而即便如此,当湘军势力愈发庞大,一跃成为清朝最大军事势力之后,难免不会有人唆使曾国藩割据称王。然而湘军先天的运转逻辑同样制约了曾国藩可能存在的野心。湘勇的筹备组建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肆掠。当时的太平军发源于广西,一路沿着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最后来到江淮平原后才逐渐稳固。这是因为秦岭淮河以南的疆域多山多河,形成了众多半隔离状态的宗族,阻碍着太平军的步伐,并且也使得太平天国在山区的战果有限且难以稳固。为了对抗太平军,根深蒂固的宗族势力纷纷加入曾国藩组建的地方团练,因此从一开始宗族士绅阶层就已经成为湘军的组织核心,曾国藩也只能依赖于他们才能指挥整个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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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湘勇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抵御太平军而组建的,曾国藩的起家之本就是匡扶清廷、镇压起义,所以策动湘军反清从法理上困难巨大。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之火,源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大量失业的广西籍搬运工(此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商队大多需要雇佣两广地区的劳力翻越岭南运输货物),此后太平军一路向北向东,路途中吸纳的大多是少地或无地的流民和客家人。太平军攻占一地之后,首先掠杀的则是拥有宗族产业的土着民系,因此湘军对太平军的仇恨深重,反而和清廷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清朝的法统模式和对湘勇的制约策略

事实上,并不是说曾国藩改旗易帜就能够轻易成事的。当曾国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汉之后,清朝中枢的态度就颇为暧昧。一方面朝廷期盼湘勇足够强大到能够迅速剿灭心腹大患太平军;另一方面又十分担心湘军会在某天用兵自重,甚至挥军北上牵制朝廷。由于湘军的军饷经费自成一体,并不是由朝廷分发,故而没有足够的制约手段。但清廷还是通过一系列策略,对湘勇进行内部分化。楚军、淮军先后从湘军中分离出来,即便是湘军内部也不是曾国藩能够绝对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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